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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纲领》的通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都是民主的结果。

基于普世价值来讲，若无基本契约和行为伦理保驾护航，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法出淤泥而不染，甚至会有官员人人自危的发生。公开公正平等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英国推动公民宪章运动公布政府的服务内容、标准、程序等，接受民众监督，取得良好效果。

[12]国家要为区域发展提供便利，制定宏观的区域发展规划，允许地方政府间自主订立行政协议，监督合作契约的执行情况。如资源环境关涉到跨界区域的整体，应建立齐抓共管、合作共赢的机制。地方部门要推动在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跨部门合作，为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便利。地方政府间合作情境繁杂，仅从人才流动来讲，户籍制度、社会保险、医疗体系成为牵绊，这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的协同联动。不同地方发展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应尽力实现均衡发展。

行政部门则基于职能分工设定目标，进行任务分解和完成任务，各方应形成联动效应协同配合。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进行协调，对于违反基本规则的可予以惩戒。[2]在行政法规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尤其在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从哲学的角度讲，这些对抗上位法的下位法就应该被归入到恶法的范畴。

[15]我国行政系统自认为自身所代表的或者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或者是社会利益等，然而，我国学界则认为政府行政系统虽然从形式上来讲是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但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也有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对于机动车驾驶者这一社会群体而言，该法便是个良法。[28]在我国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前，许多地方的政府规章规定，机动车撞死行人，若机动车驾驶员没有明显过错，其就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分类实质上从司法文件的角度对我国行政职能事项作了划分。

深而论之，不允许存在维护行政专断的行政法典则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法定理。而行政系统本身也不能够成为盈利的实体，这些法律典则从相对显形的角度看，遏制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对利益的追逐，但是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实力既可以干预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事务也能够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欧共体采购制度而言，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领域。

其次，行政恶法是涉及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法。各种审判必须是公平的、公开的，不能因公众的吵闹而带有偏见。然而，仍然有一大部分行政法排除在司法权监督范围之外，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另一方面行政法存在于社会过程中。

该论点实质上是否定人民对恶法的抵抗权，持此论点的人认为，如果认可恶法非法的论点，便有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26][英]迈克尔·希尔：《理解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5页。第四，行政恶法侵害公众利益。[25][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杨伟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9页。

例如，在电脑的病毒日，网络的适用和运行就必须履行注意义务，而该义务是自然规律使然，该义务实质上也是一个法律规范。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前者认为恶法只要具备法律的形式要件就应当具备法律效力，人们就应当受其拘束。

[11]总而言之，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都有着相应的高级法，行政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必然也有制约它的高级法。最后，行政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其发展和变化显得更加迅速一些，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行政法与其所覆盖的社会关系有着更加深刻的广延性。

三是地方性行政法规，就是由地方省级人大制定的行政法典则。总而言之，我国权力机关在对行政体系和其他国家体系的制约中比其他国家机关更有优势，因此，应当强化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的处置能力。行政恶法也不例外，它具有行政法的一般外形，具有行政法典则和规范的外在形式，这一点表明恶法也是一国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参见刘明波编著：《外国监察制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至于良法和恶法中的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4]因此，良法也罢，恶法也罢，区分的标准都带有某种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

为此，就存在一个对行政恶法怎么处置的问题。社会公众可以对为恶的行政法规范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法律保留原则对于法治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原则。因为行政恶法是难以整合到行政法体系中来的，它难以与行政法规范体系形成相应的闭合系统。

尽管他们都属于英联邦国家，但对不良行政内容的确定体现了各自的人文特性。而且一些行政主体在制定行政法典则时或者追求政绩工程，或者用行政法规范体现行政权威，这就使得一些行政法规范是纯粹形式主义的，一些行政法规范的内容甚至会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误导。

[30]我国《宪法》以及《立法法》都确立了若干重要的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实质上是对恶法的一个否定，也必然包括对行政恶法的否定。进入专题： 行政恶法 处置机制 。再次，行政法典则的制定存在一个认知问题，就是人们在行政法典则的条文设计和规范构造中对其与调整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第一，维护行政专断的行政恶法。法治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行政法的这种特性，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降，很多国家的行政法制度都尽可能在自身构造中体现开放性，例如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直接立法制度等。

上列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那么二者中何者更接近科学呢？笔者认为，恶法非法是科学的。第四，行政法认知的多元性是社会原因。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我国行政管理的范围分成42个大类，67个小类，包括公安行政管理、资源行政管理、城乡建设行政管理、计划生育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卫生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物价行政管理等等。这种利益上的可预期性不单单反映在行政执法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行政执法来体现利益关系可能来得更加实惠，更加直接。

合众国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权力，乃是其对政府——包括联邦和州——其他分支之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尤其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于制定主体鱼龙混杂，加之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一部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33]这便导致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数量上讲有泛化的倾向，从质量上讲则有过度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的倾向。我国的权力机关与西方议会制之下的立法机关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一方面，我国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们与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行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28]在行政法规范中诸如这种良与恶的争论还有不少，这说明良法与恶法的判断与一定社会认知有关。

第二个思路是必须强化自洽性。执行部门与其所处的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无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政策都是对社会需要作出的反应。

我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分成了四类：一是立法权，二是行政权，三是审判权，四是检察权。当今世界，很少有立法机关能够通过巨细无遗的法律条文，因此只能靠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细则以弥补原法律条文的不足。

从逻辑上讲，法治体系如果是完整的，那么法律体系也必然是完整的，而法律体系的完整则不必然带来法治体系的完整。[34]在其司法审查体制中对行政系统立法行为的审查是司法审查的基本构成，政府行政系统诸多为恶的行政法常常都被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予以废止：伴随着中央各部和行政部门作出决定数量的增多，因此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说期望法院进行干预，以确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适用的规则能遵守自然公正原则。